4. 廖平原

佛家如来藏思想与“天人合一”小议

----- 初学如来藏之体会

作为佛家的根本思想，如来藏思想始终贯穿在佛教小乘与大乘的经典中。佛谓如来藏思想为根本智，犹如金刚，无可辩驳。如来藏思想为佛乘，也即一乘，一佛乘，故为佛家之根本正法，为最了义之见地。

按照谈锡永上师的著述与讲解，如来藏思想可以解释为智识双运。所谓智识双运，是指佛之智境与有情生命之识境同时存在而运作。双运的含义不仅仅指智境与识境同时存在，而是指智境必然以识境显现出来，而识境必然依于智境而不断变化。这里智境即是法界, 亦即一切世间(無限时空与界)的本源，生命的大本与源泉。

容易误解的是，智境不是指我们平常所思所见的事物，有一个实体的存在，而是指一种在通过修持而觉醒之后所获致的心理状态和境界。因为无实体，所以不起变化，不会变坏。这种心理状态被称为智，是因为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可以了别而看清不同世间一切变化与状态，从而处于一种清晰而分明的智慧境地。但这种心理状态与境界不是一种可以言说与用人类语言表达的状态和境界，故姑且称之为空，为真如，为真实，为清净，为寂静，为自在，为自由，为逍遥，为光明，为如来，为如来法身，为如来之藏。

这种状况尽管无法描述，其本质我们也无法分析，但其功能却可以通过识境显现出来。这犹如电的本质我们无从描述，但却可以通过发热与发光而知其功能。或者说，智境必然有其功能，正是因为有智境及其具有的功能，功德，才有人类世界以及其它不同时空的生命世界。于是这些不同的识境可以依于智境不断显现，不断变化，生生不已。在这里，智境和识境可谓一而二，二而一，密不可分。一而二，是指识境依于智境而成，在自己的范围内有自己的不同于其它世间（识境）的规律与法则，例如人类世界的三维时空。人类需要适应人类世界的时空，人类世界的运行规律和法则，才能建立起来。是故识境不同于智境，恰如光与热不同于电，一而二。二而一，是指识境作为智境的自显现，识境中之万事万物皆与智境同性，有同一本性，恰如电之光与热为电之本性的标示和表意，故二而一。

如果将智境之性等同为佛性，则不同世间之万事万物皆具有佛性。由此人类方可以通过修持而觉醒，发现并找回自己的佛性，通过觉醒而成为觉者，圣者，成道者。

如果说人类可以通过学佛和觉醒而发现并找回自己本身具有的本性，佛性，那么我们的本性与佛性就藏于我们的日用之中，就不会脱离我们的社会与生活。由此，我们的修行和学佛也不会脱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脱离我们的社会与文化，脱离人类世界及其具有的时空，规律和法则。正相反，只有通过积极参与以人类共同事业为目标的社会经济生活，尽己所能服务社会，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研究和了解关于人类世界的时空，历史及其规律，创造新的知识，技术，制度，文化，才能以之为桥梁获至我们的本性与佛性。

在这里，修持与学佛不是隐世，不是循迹于生活之外，更不是常常受到误解的出世，而是积极参与，贡献社会，以整体人类的共同福祉作为入世目标。也正因为如此，成佛成道的目的既不是脱离所谓尘世，而入涅磐，而是在参与世间生活中提升自己，催醒自己，觉醒自己，使自己达到一种真实，清净，寂静，喜悦，自在，光明，圆满，生生不已的心理和精神状态。

这种不离世间生活而同时能了别智与识，智与凡的境地也即所谓成佛成道的状态。这其实也是一种出世与入世双运的状态。在这里，修持者生出离心，但不弃世，不离世，更不离民，不离众，不只为自己证智成佛，而是以民众利益和人类福祉为出发点起誓发愿，具慈悲心和菩提心，具救世功德与大德。修证五地菩萨的要求，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修持者需通达尘世间的一切思想，科学，技术，以至艺术，术数等各项。这就可以保证修持者在寻求出世之道时，同时了知与通达世间的一切，达到出世与入世双运。

保持这种出世与入世双运的状态，意味著我们既可以入世而积极的拼搏，同时不为变动不居的世界所迷惑，而处于一种清晰而了然的境地中。而处于这样的状态和境地，则可以“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以“心”观物，以“道”知物，“格物致知”，了解天体运行的规律，察知地理变化的兴衰，为建立人类文明提供基础与条件，为人类生产活动提供途径和指引。因此，佛家如来藏思想，既是本体论与认识论，更是指导人类文化与生活的应用哲学与思想。而这种关于人类文化与生活的应用哲学与思想，在中国即为“天人合一”（也即是天、地、人合一，二合而一，无二，双运等等）。

这里“天人合一”的天亦可以看作为世界的本体与本源，生命的大本与源泉，而人则指人类生活的世界。由此天与人的关系也也相当於智境与识境的关系。中国文明正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之上。对于“天人合一”的追求，也即对于“道”与“中庸”，“中道”的追求。而循道与求道的方式，正如益西先生所言，在华夏中国从古典时期到现代一直是“参赞天地之化育”。

古典“大道之行”时期是依靠正规的国家组织力量为主，从春秋战国开始则主要依赖于个体生命的努力。方式不同，本质未变。在这里，参也即参与，不是旁观、不是逃避，不是循世，不是逆来顺受，而是积极的入世，努力的拼搏。将天地人的整个系统导向于人类群体和个体幸福的方向，为人类发展作出方向性的选择（见益西彭措《文化战略简谈》http://www.war-sky.com/forum/read/content/tid-76820-fpage-5.html）。赞者，弘扬天之功德而以之为本，并引导人类“修身则道立”。

故佛教印度祖师称“东方震旦有大乘气象！”佛教兴于印度但却扎根并弘扬于中土，是因为中国有接受和光大的能力。

孔子曾言：“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其义正是智识双运如来藏的完整表达。在这里人为人类世界之识境，道为天之智境。

“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 （《中庸》）。觉醒之君子与圣者内圣而外王，“参赞天地之化育”，在中国古典时期建立了辉煌的文明。这种文明，不是用“原始社会”这一概念所能标示和描述的。这种文明，不是刀耕火种，不是人类和自然的对立，不是人类对自然的抗争和破坏，而是人类与环境的均衡和互惠。而均衡和互惠的基础，则是人类对于自然与环境的认知和了解。

因此，“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社会，也即春秋战国之前古典“大道之行”时期，以及春秋战国之后“家天下”的时期，其社会性质都不能用制度来划分，都不是所谓西方式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国社会也不存在西方式的奴隶与农奴。

这是一个追求“天人合一”的社会，“天下为公”的社会，根本不同于西方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比较而言，西方社会正是只有入世，而无出世的社会。其追求不在于循道，求道，而只是寻求世间物质与财富。也正因为如此，西人需要刀耕火种，需要人类和自然的对立，需要人类对自然的抗争和破坏，不是上帝创世造人，人臣服于自然或上帝，就是“人为万物尺度”，人战胜自然与上帝，不能达致人类与环境的均衡和互惠。由此，中国人丢弃自己的“天人合一”，而以西人的“入世”单运（对立而非双运）为榜样，其祸害与危机也将日显。

毋容讳言，周代中国人丧失了“天人合一”的能力，并以后天八卦取代了先天八卦，仅立“周易”为圣，水火对立而不容、不济（同时丢失“连山”与归藏”）。丧失“天人合一”的能力也是周代后期“礼乐崩坏”并最终导致战乱的根本原因。“礼、乐、射、御、书、数”等古典学术的彻底丢失，则使“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而“天子失官”造成了中国重大的文化和文明的衰落。天体物理学演变成观星术和谶纬灾变说，几何图籍之学演变成“怪诞祥瑞”传说，计算代数演变成算命（见益西彭措《文化战略简谈》）。而春秋战国时期失去文化传承的诸侯征战仅仅变成了对土地和城池的掠夺，恰如近代西方对于世界的攻城掠池。故孔子感叹“七十二君，无所勾用”、“大道难明”！

自秦汉以降，“收天下之兵”，“收天下之文”，中间虽有汉武帝复兴，唐初“贞观之治”，以及历代“圣主”的努力，但主要是在社会与政治礼仪领域，而文明学术则一直处于不断蛮化的退化状态。同时，历朝多实现抑工抑商政策，商业与技术均难于发展，尤其是技术革新，至宋已几乎止于停滞状态。更甚者，执政者及儒士皆以形而上之“道”为重，而置所谓“末技”于形而下之“器”中而不顾。

于是，正如益西先生在《文化战略简谈》所言，到了晋代，在“收天下之兵”之后的600年，华夏民族已难以抵挡所谓的游牧胡儿，1000年后的宋代，更是挡不住金人和辽人，1400年后蒙古人终于彻底地占领了华夏民族的经济生存区，1800年后满人又占领华夏经济区，2000年后八国联军踏上华夏经济区，2100年后日本人也踏上了华夏经济区。

以 “收天下之文” 来看，周王时代，以西歧不满百里之地会八百诸侯而囊括天下；春秋时代楚左史“能读三坟五典”；战国时代，苏秦张仪和纵连横；秦汉时，锥杀秦始皇的张良竟是一个文弱书生；三国时代关公灯下读《春秋》；周瑜、诸葛亮羽扇烧赤壁；晋代王猛棋枰败符坚；魏晋玄学和风流达到了人类本体论的顶峰；唐代诗歌几乎是华夏文才的顶峰。

但正是唐代，继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又开始了“收天下之文”。“天下英雄尽入吾彀”充分表达了唐太宗的用意。后来的历史上再也没有了华夏的辉煌。朱熹的注解明显有错误和争议，但元代却定为标准，其目的也是不说自明。到鸦片战争时代华夏民族已是文盲遍地的东亚病夫。文明的衰落是人为故意的结果。现代的的中国人早已忘记了自己的先祖文武兼备，一手推演八卦一手在舞剑啸歌的君子风彩，早已忘记了自己高贵的天子、上帝血统，以为自己仅仅是个祖祖辈辈的农民（见益西彭措《文化战略简谈》http://www.war-sky.com/forum/read/content/tid-76820-fpage-5.html）。

丧失了“天人合一”的能力，也即丧失了智识双运的能力。中国自秦汉以后，求“道”不成，而置“末技”于“器”中而不顾，将“器” 与“道”对立起来，智与识（道与器）两者都渐次消失。而在中国衰退的同时，从500年前开始，西人在获得东方的文明，经历地理大发现与工业革命之后，文化与技术反超中国，至今仍引领与操控世界潮流。中国人丢失了自己的“天人合一”的能力，文化与技术不复如前，反而求教于西方，以西方的社会性质与制度分类中国社会与历史，以西方的三权分立和民主为学习楷模。更甚者，以西方的所谓正反合和对立代替或解释自己的“天人合一”，以至无法经受起康德式的追问，以西方制度为标准，以西方文化为普世价值，亟欲全盘西化。由此，胡适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结论就是：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胡适所言确实是中国近代的真实状况。但治愈之方却是全面西化一途。这种思想正是西方非左即右的正反合及其“入世”单运模式的照搬。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也成非左即右的历史。我们以治官方式治民，以及文革，是左的表现；与西方全面接轨，开展现代企业制度，则是右的反击。

其实，西方近代文化与技术的崛起，正如前言，主要是以控制自然和其它人类世界的工具性开发和革新，是其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在近现代的有效适应。但西方的文物制度以及社会经济管理模式完全不适于中国“参赞天地之化育”的文化追求和状况。

中国文化与文明的复兴，也绝不可以西方为目标和榜样。如前所述，西方社会是只有入世，而无出世的社会，西方文化也是经历过奴隶社会与封建农奴社会的文化，其主人与奴仆之分在现代表述为民主观念，是其非左即右的“入世”单运模式的现代表述。这种模式，不是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与福祉作为目标，不是以与环境和自然的协调发展作为手段和途径。质而言之，这种模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自私自利的、高成本高污染的和依靠掠夺外部资源来支撑自己发展的毁灭性发展模式。我们不能以这种模式来毁灭自己。

同时，中国文化与文明的复兴，也不能以汉唐作为目标和榜样。作为“家天下”的汉唐，不是“天下为公”的社会，也不是“天下大同”的时代，更不是“天人合一”的双运。尽管有个人的求道求佛，但整体社会已无继续发展的能力，是一个衰退的文化与文明。由于鲜少觉醒之君子与圣者能内圣而外王，“参赞天地之化育”，历代均导致治官无力，官僚横行鱼肉百姓，以至改朝换代，生灵涂炭，历朝不断“轮回”。我们亦不需要这样的“轮回”。

综观古今中外，只有中国古典“大道之行” 时期才可之称为“天下为公”的时代。这个时代，以“天下为公” ，求“天下大同” ，“天人合一”，智识双运，是一个文化，技术，文明不断均衡发展的盛世，因而完全可以作为中国文化与文明的复兴目标。同时，以整体人类的共同福祉为未来的选择，“天人合一”，智识双运，不应仅仅是个人的追求，更应是所有人类共同努力的方向。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我们需要不断的努力，不断修智证道，“上下而求索”。

廖平原 2008年 于多伦多